金海年：從國際局勢和中國經濟變化，看環保產業的發展方向

　　“國際局勢的變化給中國經濟帶來重大影響，同時在中國經濟轉型的大趨勢下，也給環保產業帶來根本性的改變。” 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兼副秘書長、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委會副秘書長、清華五道口金融學院研究員金海年在“2020(第十四屆)固廢戰略論壇”上表示。

　　論壇上，金海年從國際局勢的變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出發，闡述了中國經濟轉型期的大趨勢之下中國經濟發生的結構性變化和對產業的影響，并從經濟規律角度等新鮮視角，對環保行業本身進行了解讀。

　　金海年

　　國際局勢的變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金海年表示，縱覽世界經濟百年來的發展，可以說目前全球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他指出，新時期變局的重要因素可以歸納為三點：一是新冠疫情的短期沖擊與長期影響；二是美國大選；三是十四五規劃&2035遠景目標。金海年重點分析了美國大選結果對于中國中美關系的影響。

　　“美國大選與全球形式密切相關，在看似戲劇性變化的背后，蘊藏著一些規律和必然性”，金海年指出，美國的大選之爭，包含了幾個方面，一是民粹主義和建制派之間互相的博弈；二是資本主義世界存在著的左右之爭（民主黨vs.共和黨）；三是意識形態與種族宗教之爭；四是經濟學教科書與中國道路之爭；五是RCEPTPP、WTO、一帶一路等引發的爭端。金海年指出，雖然中國目前還沒有踏入發達國家行列，但中國崛起的速度以及力量的影響，對世界及西方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都帶來了很大沖擊。

　　同時金海年指出，要正確看待美國大選，避免一些誤區：

　　第一、特朗普上臺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美國社會結構、經濟結構發生變化，導致的必然結果；

　　第二、拜登副總統≠ 拜登總統。金海年指出，拜登成為總統后，在對華的態度和關系上，與副總統時會發生根本改變；

　　第三、目前，美國正在將華為、中興等中國企業進行制裁，這種戰略并不是特朗普在位時的決定，而是拜登代表的建制派已經做出的決定。金海年進一步指出，區別于特朗普對華“非建制+討價還價+退群+友翻”的風格，拜登背后的建制派的上臺，對華態度不僅不會發生改變，制裁手段會更加系統化、體制化，中國與之抗衡的難度明顯加大。同時拜登上臺后，會修復國際聯盟如歐洲、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日本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挑戰明顯加大。尤其是對于中國周邊的環境，如港澳、臺灣、南海、印度以及半島，還有北方的俄羅斯的關系等。除了挑戰，其中也包含一些正面的或者緩和性的因素，如恢復科教交流以及建立正式的對話機制等。

　　隨后，金海年將中美關系進行了深度剖析，他指出，中國加入WTO后，與全球經濟緊密的結合在一起，所以局勢的緊張氣氛更為明顯，未來中美之間貿易、服務、金融等沖突還會加劇，美國最為核心的目的，是規劃國際分工與資源的主導權方面絕對壟斷的地位。同時，美國的主導權背后，是由強大的軍事實力以及國際聯盟能力作為保障的，并以科技和人才為制高點，在根本上，中美關系是制度的競爭，也是文明的競爭。

　　中美關系剖析

　　金海年指出，在中國改革開放方向不變的情況下，中國的GDP總量將在2030年左右超越美國。同時在2030年左右，中國人均GDP很可能會達到發達國家門檻。在中國和美國的博弈中，中國首先要明確的是，要想超越美國，要先學習美國，不僅要學習美國的技術，還要學習先進技術產生背后的重要因素。金海年表示，應對中美博弈，有三點原則很重要，一是改革開放，富強為本；二是統一戰線，得道多助；三是要獎懲，不要投降與回擊。

　　中美GDP對比預測

　　新時代下，中國經濟的挑戰與機遇

　　金海年指出，中國的發展與改革開放進程密切相關，目前中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在新常態下的新時代，面臨著五個方面的挑戰：一是增長的可持續性、充分性與轉型困境；二是美好生活理想與不均衡現實的矛盾；三是環境與發展的悖論；四是改革的“深水區”；五是全球化危機。

　　中國經濟轉型時期的五大新挑戰

　　中國經濟的一大特征是大國經濟，人口眾多，疆域廣大，同時獨立性與影響力強。同時中國也在面對人口結構的變化，金海年指出，在討論中國經濟轉型時普遍存在一些誤區：

　　一是在人口結構轉型方面，認為老齡化會帶來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實際上，人口的變化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中國正是因為經濟的增長才導致了老齡化現象的不斷加深。

　　二是產業結構與實體經濟論方面，產業的“虛”與“實”，劃分原則應該以是否直接面對居民需求為準，即實體經濟并不等同于制造業，還包括現代服務業等。金海年指出，中國整個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很大程度是因為增長由原來的雙引擎變為了單引擎，第二產業達到了峰值，而第三產業領域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第三產業是當今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引擎，不但減少污染，同時將能耗變少，使國民收入和就業雙增加。”

　　中國經濟發展給環境產業帶來的變化

　　金海年表示，從根本上說，經濟發展有兩大根本因素，一是科技創新，二是創新帶來的需求升級，如新型手機或新的生物技術，通過商業模式的創新在市場普及。科技和商業模式的創新，帶來了需求結構的變化，又帶來城鄉格局的變化，造就了環保產業的宏觀基礎。

　　環保產業變化因素之一：城鎮化

　　目前中國還在處于城鎮化高速發展的后半程，即城市化到城市帶集群化（都市圈）的發展過程中，并初步形成了以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為核心的一級都市圈；正在形成以山東沿海海洋經濟帶、川渝、福建、長江經濟帶為核心的二級城市帶；有潛力形成以中原、西南、東北、西北為核心的三級城市群。金海年表示，人口的流動變化帶來都市圈的變化，與環保產業密切相關。

　　世界主要的都市圈與城市群

　　金海年表示，我國可能在“十四五”期間經歷人口變化的重要拐點，在2022年至2025年期間，中國會達到人口歷史的峰值，開始發生凈減少。人口總數的變化，會給環境領域排放等方面帶來根本性的改變。

　　環保產業源頭之二：消費升級

　　消費結構的變化也會影響垃圾產生的結構。金海年指出，技創新給人類的生存和生活方式都會帶來巨大的變化，如交通、信息交往、人與人的交往等方面，是經濟持續增長、人類社會的進步的根本引擎。“中國的經濟體量足夠大，需要找到科技創新、經濟金融、制度作用三者的交集，既符合科技規律，又符合市場規律，同時符合政策導向，這樣的企業和產業在未來會有巨大的空間與機遇。”

　　目前中國提出要進行供給側改革，所有經濟的推動和發展，不是因為需求提出的，而是因為供給提出的，因此，所有的供給側變化都是由企業家、科學家和政治家共同推動的，從根本上上來說，供給側解決的是效率和公平的問題。

　　“十四五”到2035是環保產業的關鍵時期

　　從“十四五”到2035這個區間，中國會發生巨大的變化，一是人口會在十四五期間達到峰值，老齡化也會產生兩極經濟；二是工業化的發展帶給新能源、新排放、制造業的變化；三是城鎮化的發展產生的新格局；四是全球化帶來的新產業分工格局等，這些都會給環保產業帶來巨大的變化。金海年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1、雙循環。目前中國在推動國內外的“雙循環”，金海年坦言，“雙循環”可能是我國應對國際挑戰的無奈之舉，只有盡量多的加入國際循環、市場循環、科技循環、資源循環，中國的發展才不過觸及天花板。

　　“雙循環”

　　2、產業變局。金海年表示，中國的產業變局包含五個方面，一是基礎產業包括能源、農業與新能源與材料科技等，尤其是新的材料給固廢行業提出了新的挑戰也帶來了巨大商機；二是制造智能化；三是產業鏈整合；四是終端產業；五是軍事科技與公共服務福利保障等國家戰略產業。

　　3、氣候變化不是綠色發展的負面結果。金海年指出，從歷史看，氣候變化不是人類能夠影響和控制的，而綠色發展的核心，是環保生態的平衡，包含三個層面，一是人類健康的影響，二是生態系統的影響，三是資源可持續性，這些都是環境領域需要解決的問題。

　　綠色發展再定義

　　環保產業的現狀與未來發展方向

　　環保產業即具有市場屬性，又具有公共屬性，分析市場和資本等各方面因素，金海年得出了環保產業現狀的五點結論：

　　1、目前環保產業市政項目熱度高，工業項目預冷；

　　2、垃圾發電領域已經具有比較成熟的商業模式；

　　3、環衛行業距離國外成熟商業模式還有較大差距和發展空間；

　　4、危廢市場關鍵問題是定價問題；

　　5、環境監測將向生命健康監測發展，形成巨大的需求方向。

　　金海年指出，要判斷一個行業的發展方向，需要從八個方面進行考量：

　　1、需求迫切性。包括潛在客戶群體分類與數量、需求結構中位置優先級別；購買能力與意愿、未來持續性和增長性；

　　2、政治需要性；

　　3、商業價值性。包括盈利模式、競爭壁壘與形勢、產業鏈等；

　　4、技術可行性；

　　5、生產與生活。包括經濟產業結構變化、區域（城鎮化）結構的變化、人口結構與消費結構變化等；

　　6、科斯前提。包括排放權利和清潔權利的討論；

　　7、責任、能力、收益。包括資源稅和排放稅；

　　8、環境科技與資源科技相結合。

　　最后金海年表示，“綠色發展”的定義就是既要發展，還要綠色。綠色發展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需要研究綠色外部性和內生化，同時更要以“大禹治水”的科學思路去根本改變污染情況和浪費行為。

編輯：王媛媛